《后疫情时代-生病的城市与人，充满希望的人与城市》
（下篇）
之
I
《文学、艺术与电影记录中的瘟疫遗产，带给我们的考验以及危机之下的人性启示》写作、整理、译文：滢乔
从修昔底德、柏拉图、薄伽丘、托马斯·摩尔、弗朗西斯·培根、丹尼尔·笛福、阿尔伯特·加缪等文坛巨匠的经典作品中，可了解到他们留给目下的我们的警醒，新冠病*一而再，再而三的严格封锁并非今天的我们之首创。曾经的瘟疫遗产带给先人们怎样的考验？对今日社会发展是怎样的启示？这场肆虐全球的疫情终会结束，当然会结束。但，它需要我们清醒的是，作为人，能从中收获什么？疫情能带给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疫情与文学：杰克·伦敦在《猩红色瘟疫》中的观察
图1-古代DNA的降解和保存。死亡后，宿主DNA（包括微生物组和循环病原体）的降解和保存迅速发生。脱氧核糖核酸。
古代DNA的降解和保存。死亡后，宿主DNA（包括微生物组和循环病原体）的降解和保存迅速发生。DNA会以环保的方式降解，其中水、温度、pH、微生物土壤含量和其它因素会缩短剩余的内源DNA，但大多数会丢失。同时，环境（外源）DNA淹没了原始信号，其片段长度和分布既重叠又延伸到样本中的古代DNA之外。。
图2-古代基因组的系统发育分析。系统进化树示意图，显示了古老的基因组如何提供有关进化史的各方面的问题。
图3-16世纪欧洲天花证据，及发现HBV的分子证据之间的冲突。（A）圣多梅尼科·马焦雷大教堂的儿童木乃伊。
II
《城中有疫：索福克勒斯，修昔底德，加缪，在新冠病*之时》
作者：约翰·彭特莱门·马努萨基斯（圣十字学院）
我只描述这种病症的现象，记载它的症候；
这些知识使人能够认识它，
如果它再发生的话。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48节(1)
一场瘟疫降临在了城市中。它带着多大的威胁和恐惧，现在尚不可知；但是它们是会显露出来的，因为这一疾病的本性就是要把隐藏在光鲜表面下的东西给显露出来。这是因为，一种疾病就是一种病症，而一种病症无非就是让那本来隐藏在身体中-或者，更准确地说，被身体藏起的那隐形的东西现形。我们对身体所拥有的所有知识都归功于疾病。所以一场疾病是让我们透过那肤浅的表象去深处探寻的一个机会。
在《俄狄浦斯王》中，是一场瘟疫引出了一场悲剧。诚然，瘟疫并不是任意的一种疾病：它是一种会传染的疾病-也就是说它的显现并非是在某个个人的身体上，而是作为一种公共的感染。对于索福克勒斯以及后来的加缪来说，瘟疫，对于作为其个人关系的个人而言-只要这个人还属于一个共同体(2)，且正因为这个人还属于-一个共同体-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受感染的人死得快得让人震惊，由于看护别人而获得疾病的人，像羊群一样地死去，真的，这样死亡的，比因为任何其他原因死亡的更多。(3)
瘟疫是社区的疾病，是城市的疾病，是π?λι?（polis,都会）的疾病。事实上，可以说瘟疫是一种*治的疾病。
作为一种*治的疾病—这场瘟疫同时表现为有流行性的（epidemic）—即，外来的，从身体之外而来的—同时又是有地方性的（endemic）,来自polis那比喻性的身体内部，来自人民共同体（thebodypolitic）,作为一种关于同一的疾病。
对于polis而言，通过将其公民权拓展给它的每一位成员，它将他们收拢于自身（即便是那些被它排除的人也是参照它而被排除的）。任何不在这城市之中的，或是不属于这城市的都是它的他者。polis就是在这样的排斥中建立起来的。
当城市收拢它的公民，将他们归拢在同一个，共同的*治场合并且将他们合为一“体”，如此，也有时候，公民会收拢他的城市，用满足自己愿望的力量，把它（城市）当作是自己的一个延伸。在这种时候，polis的身份，它的统一性和共同性，被隐藏了起来—首先是消失在了市民的视野中—因为个体的人常常如此的缺乏远见。在他对瘟疫的描写中，修昔底德所发现的正是这一矛盾词—在城市中有一位市民现在是一个个体。(4)
人们无法再隐藏任何享乐，反而变本加厉。这是因为，人们看见运气变更得这样迅速，这样突然，有些富有的人忽然死亡，有些过去一文莫名的人现在继承了他们的财富，因此他们现在公开冒险做放纵的行为，这种行为在过去他们常常是隐藏起来的。因此，他们决定迅速地花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命都同样是暂时的，至于所谓荣耀，没有人表示自己愿意遵守它的规则，谁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活到享受光荣名号的时候呢？一般人都承认，光荣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只是那些暂时的快乐和一切世人能够得到这种快乐的东西。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拘束的力量了。至于神祗，他们认为敬神和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看见好人和坏人毫无区别地一样死亡。至于违反人为的法律，没有一个人预料它能够活到受审和处罚的时候；反而每个人都觉得，对于他已经下了更为沉重的判决，正悬在他的头上；何不在这判决落地之前放纵享乐一把？(5)
这里的戏剧化描绘可能会让人误解。因为在我们对于这“无辞可修”的，这“对于人类来说无法承受”的东西的描述之期待中，如修昔底德，忘记了他那标志性的众醉独醒，所说的：我们逐渐认识到这对于瘟疫之灾中的的行为的刻画并非新鲜事。正相反，它刻画了一直以来我们所熟悉的，人类如此行为，或至少是希望如此行为，的图景。这场瘟疫仅仅是揭开了这一图景，留任所有人观看。
这样的瘟疫来提醒我们那使得个人忘记了他的个体性的东西，亦即，城市是如此的一个共同体：如果它不能以它的福利来扬名，那么它就要以他的危险来扬名。因为只要公民的享乐还受着限制，只要公民还不能正常地出行和工作，那么他们只能面对和他人分享polis的空间以及他人命运的不便现实-甚至到死。
他们认为他们还有可能对付一切，这就意味着天灾没有可能发生。他们继续做买卖、准备旅行、发表议论。他们如何能想到会有鼠疫来毁掉他们的前程、取消他们的出行、阻止他们的议论？他们自以为无拘无束但只要大难临头，谁都不可能无拘无束。(6)
我们新现实中的困难-对旅行和机动的限制，对各种商品的限制，对工作和享乐的限制—这些困难等待着那些被这场瘟疫所迫而迁就他人同时重新顺应于*治之空间的个体化的公民。(7)一个人能多好的同他人生活，完全取决于他能多好地为他人而活。如果我无法为他人而活，那么同他人生活就是地狱（一个恰巧的例子，萨特的《禁闭》）。
然而，当我生活在城市之中时，我能为他人而活吗？在这被同质化的polis之空间中，我们该从何遭遇他者？我们刚刚不是说到过，polis的建立是基于对（它的）他者的排斥吗？那他者，就像斯芬克斯一样，被阻隔在城市的界限之外，超越了享乐和其原则，他于8生命？如果哲学应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