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848年出现土豆晚疫病和谷物歉收时, [复制链接]

引言

当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以生产出口作物时，土豆便成为爱尔兰农民的主要食物。为了将最优质的土地投入经济作物的生产，地主把农民赶到了只能种植土豆的贫瘠土地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主张以土豆作为提高地主利润的途径，因为佃户可以在一小块土地上只靠种植土豆为食就能存活。

到了年，爱尔兰人几乎不吃肉了。当爱尔兰大部分的牛肉、猪肉和农产品被运到了英国，穷人在土豆出现歉收的情况下，就真的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了。饥荒期间不但没有实施任何救助行为，而且爱尔兰对英国的出口量还在这一时期有所增加。当年饥荒达到高峰时，英军出面协助爱尔兰地主，依照出口合同将近五十万头爱尔兰的猪运往英格兰——这类便利政策在当时并不罕见。

在欧洲数次饥荒期间，可供应的食物量，实际上比农作物歉收时毫无储备的农民所能获得的粮食多得多——只是贫穷的自耕农买不起市场上出售的食物。随着城市里贫民数量的增多，他们不但同样负担不起饥荒期间价格陡增的食物，而且没有能够养活自己的土地。因此，当年出现土豆晚疫病和谷物歉收时，食品骚乱便席卷了整个欧洲。农业经济开始促成激进思想的形成。

19世纪40年代早期，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遇到卡尔·马克思之前，他便对马尔萨斯的理论提出异议。恩格斯认为，劳动和科学发展的速度与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样快，因此农业创新能与不断增长的人口保持同步。而马克思则认为，农业的商品化会让社会和土壤变得糟糕。“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的持久源泉的进步。”

讽刺的是，在年俄国革命爆发前的十年间，沙皇尼古拉二世推行土地改革，并开始允许农民把村社份地确认为私有财产。因此，与马克思所料想的农民将领导俄国革命的情况不同，城市贫民首先团结在了列宁所承诺的“面包、和平和土地”的口号周围，农民较晚才加入这场革命。政府在饥荒期间持续出口粮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20世纪。

20世纪30年代，由于苏联中央政府把本应属于农民的收成拨给城市，或是销往国外市场，换取现金以资助工业，继而造成农民因饥荒而死。大多数的饥荒，都是因为社会制度不公或粮食分配不公导致了饥饿，以及绝对的食物短缺。为应对中世纪后的欧洲人口增长，人们最初的做法是，开垦渐趋贫瘠的边缘土地用于农业生产。这些新农地的亩产量可能比传统农田低，但是其所增加的食物量能够帮助维持人口增长。自18世纪起，欧洲列强通过驾驭其海外殖民地的农业潜力，为本国提供了廉价的进口食品。

当进口产品从糖、咖啡、茶这样的奢侈食品，转为谷物、肉类和奶制品等基本食品时，欧洲农业自力更生的时代就结束了。到19世纪末，欧洲许多国家都依赖进口食物来养活本国人口。随着西方帝国的足迹遍布全球，殖民经济也取代了适合本地的农业系统。通常情况下，引进欧洲的种植方式，意味着殖民地原有的多种作物逐渐被用以出口的经济作物所取代，如咖啡、糖、香蕉、烟草或茶。在许多地区，持续种植单一作物使土壤肥力迅速降低。

此外，由于引入了适合被冬雪覆盖、被温和夏雨浇灌的欧洲北部平坦农地的种植方法，有着强烈热带降雨的殖民地坡耕地，发生了严重的土壤侵蚀。欧洲通过进口食品和人口外输解决了常年的饥荒问题。在—年的移民浪潮中，大约有五千万人离开了欧洲；如今，在前海外殖民地生活的欧洲人后裔，比在欧洲本地生活的后裔更多。

倾向于发展种植园农业的殖民地的经济和政策，以非正式的形式促进了土壤的破坏，以及对处女地无节制的开垦。荒谬的是，欧洲建立海外殖民地的原初驱动力，正是欧洲高地的土壤退化，以及圈占公地形成的大庄园所造成的耕地短缺。凭借海外殖民地生产的大量廉价食品，欧洲人从营养不良和饥饿威胁的阴云中挣脱出来。这时，欧洲人将食物生产外包，转而建立工业经济。在—年间，英国有一百万英亩的麦田被转作其他用途。

随着工业经济的壮大和农业用地的萎缩，英国人愈发依赖进口食物。到年，英国有五分之四的粮食、四分之三的奶制品和几乎一半的肉类是依靠进口获得。不断涌入欧洲的进口食品，消耗着遥远大陆的土壤肥力，促进着欧洲工业化经济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的殖民帝国瓦解后，联合国粮农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若苏埃·德·卡斯特罗指出，饥饿不仅酝酿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瘟疫，也一直是历史上引发战争的最常见原因。

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由佃农对实行土地改革的强烈愿望所推动——在革命以前，他们被迫从极少的田地的微薄收成中，拿出一半上交给大地主。毛泽东最强大的盟友是对于饥荒的恐惧。这位主席最狂热的拥护者，是五千万他许予土地的农民。第三世界对于土地改革的躁动，奠定了20世纪的后殖民时代地缘政治格局的基调。特别是新独立的国家的自耕农，希望获得大片原先用于种植出口作物的土地的使用权。

然而从那时起，西方政府和前殖民者开始强调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农产量，并抵制土地改革。总的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倾向于规模化种植出口作物，而非发展自给农业。有时，这也意味着政权的交替。年6月，在美国的策动下，危地马拉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阿本斯政府。在年凭借63%的选票当选总统的雅各布·阿本斯组成了联合政府，其拥有五十六名成员的众议院中，有四名共产党人。

持有危地马拉大片沿海低地长期使用租约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担心其利益受到威胁，于是挑起了一轮对“新上任的危地马拉政府受到俄国人控制”这一观点的广泛宣传。事实上，众议院中少数的几个共产党人，对政府决策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力；令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恐惧的，实际上是阿本斯大力推行的土地改革。

早在19世纪末期，危地马拉政府就已经占用了印第安人的公地，以促进遍布高地的商业咖啡种植园的扩张。同一时期，美国香蕉公司开始征得大片沿海低地，同时建造可将产品运至海岸的铁路。出口作物种植园迅速占用了危地马拉最肥沃的土地，而越来越多的土著人口则被迫去耕种陡峭的坡地。到了20世纪50年代，许多农民家庭只有很少的土地供其耕作——有些家庭甚至没有土地；而像美国联合果品公司这样的企业，则只耕种了其所持有土地的五分之一还不到的部分。

上台后不久，阿本斯试图从大地主手中买下大型种植园中的闲置农地，并为农民提供土地和信贷以促进自给农业。与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说法相反，阿本斯事实上并没有寻求废除私有财产；然而，他的确希望重新征得果品公司所承租的超过十万公顷的闲置农地，以分配给小农户，从而促进微资本主义的发展。阿本斯不走运的原因之一在于，那份给予美国香蕉公司九十九年租赁权限的大手笔合同，是由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年亲自起草的。

有杜勒斯站在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一方，即使是虚假的“共产党影响力”这种说法，也足以让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冷战初期策动危地马拉的政变。在阿本斯政府被推翻后，外国投资的进入使得危地马拉更多的土地被开垦，用于种植经济作物和饲养牲畜。国际援助和开发银行的贷款推动了以出口市场为主要目标的大型农业项目。—年间，大规模的单作项目获得了占全部农业信贷五分之四的借款。

这时，专门用于棉花种植和放牧的土地面积增加至原有水平的二十多倍，种植产糖作物的土地面积翻了两番，咖啡种植园面积增加了一半以上。危地马拉的农民从最肥沃的土地被驱赶到山坡之上，或进入丛林。年政变的四十年后，不到总人口的2%的大地主控制着危地马拉三分之二的农田。随着农业种植园规模的增长，小农场的平均规模下降至不足一公顷，其产量还不够养活一个家庭。

在危地马拉所发生的一切，就如同是爱尔兰故事在拉丁美洲的翻版。危地马拉是一个有着陡峭坡地、常年被雨水浸润的热带国度。就像爱尔兰的肉类食品一样，危地马拉的咖啡也被出口至他国销售。如同其被运往他国的咖啡，危地马拉的土壤也在流失——在雨林中被砍掉植被的陡坡上采用欧洲的耕作方式种植作物，这种做法引发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结语

经济作物的单作，与被迫在天然贫瘠的边缘土地上进行的集约耕作，使危地马拉发生灾难性的土壤侵蚀；就连最不用心的观察者，都能看出这一地区侵蚀的严重程度。年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米奇”飓风把相当于往年一年的雨量倾泻至中美洲。山体滑坡和洪水造成一万多人死亡，三百万人流离失所或无家可归，并造成该地区超过五十亿美元的农业经济损失。尽管“米奇”飓风带来了巨大的降雨量，但毁灭性的灾难并非完全由自然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