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看白癜风哪里医院最专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4%B8%AD%E7%A7%91%E7%99%BD%E7%99%9C%E9%A3%8E%E5%8C%BB%E9%99%A2/9728824前言：本书出版于年，需考虑到时间背景和作者背景。以下全文中，文字内容为书摘，一字未改，括号内灰字为补充说明。
农业
土地*策到底有多重要？
对于人口不断增加而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而言，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果*府不采取干预措施，而任由市场力量发挥作用，那么农业产出往往会停滞不前，甚至会下降。
在人口不断增加、土地使用权无保障、收租行为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土地市场就会令增加土地持有量成为土地所有人增加收入最便捷的渠道，而通过投资提高产出对增加土地所有人收入的作用就会相形见绌。
资本家的大农场可以为其带来最高的投资回报率，但这种“农业效率”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贫穷国家劳动力过剩，最好是先利用这个优势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直到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益为零时为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和东北亚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数量远远超过了19世纪美国的农业劳动力数量，而且随着其人口总量迅速增加，这些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数量肯定还会越来越多。这些国家非常适合发展精耕细作的、高产出的园艺式农业。
每个农户都有自己的一块儿土地，也就拥有了资本，同时也可以自由地接触到技术、信贷和市场等方面的支持，能够在一个非常平等的基础上同其郊居展开竞争。
传统上来讲，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农业产出的增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会导致这个经济体内的储蓄随之增加，而*府就可以利用这些储蓄为工业投资提供资助了。
农作物产出大幅增加还意味着农村消费也会随之增加，这种情况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也会大幅增加，从而为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业产出最大化的第三个好处就是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刚开始谋求经济发展的国家肯定面临着外汇不足的问题，而如果本国农业不够发达，无法实现本国粮食的自给自足，必然会被迫拿出一大笔外汇储备去进口粮食。
土地改革产生的第二个积极影响与增加产出、刺激消费不同，但能与这两者结合起来，产生更多的经济成果。我所说的第二个积极影响就是土地改革实现了土地这种最基本的非人力资源的公平分配，催生了高度的社会流动性。
二战结束后，拉丁美洲国家虽然开始大力推行工业化战略，但最终来看，结果并不理想，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农业基础薄弱，一味注重增加制造业领域的出口，而忽略了提高农业产出。
东南亚地区的商界和*界，几乎没有出现过像东北亚地区那种程度的社会流动性，甚至到今天仍然摆脱不了精英世袭的问题。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东南亚地区从来没有实行过公平的土地再分配，因此社会成员也就无法建立机遇均等的社会。从社会流动性而言，东南亚国家更加类似于拉美国家，因为拉美国家的土地改革也是以失败而告终。
在农业发展方面，最初的挑战应该是如何利用一个经济体内部的一切劳动力实现效益和产出最大化。精耕细作的家庭农业模式就能应对好这个挑战。但随着工业开始快速发展，随着劳动力逐渐转移到收入较高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府就需要对农业进行再调整，更加注重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利润。
这就需要逐渐扩大农场规模，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让同样面积的土地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收入。如果多余的农业劳动力都能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找到工作，如果为农户提供信贷与营销支持的机构仍然维持运作，就不会再次出现土地租佃的现象。
在土地资源丰富的美国，农场的平均面积从19世纪晚期的大概50公顷提高到了今天的将近公顷，基本上与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同步增长。美国农民越来越多地采用大型农业机械，为了提高收入水平而更加注重经济作物的种植，并愿意接受每公顷土地产出规模缩小的事实。
从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发达国家减少对本国农业的保护之际，就为贫穷国家的农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因为这些穷国的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因此农产品生产成本也相应较低，可以把剩余农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这有助于破除阻碍穷国发展的因素，弥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
不幸的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北亚经济体并没有在农业发展进程中做好过渡工作，没有在适当的时机扩大农场规模、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并削弱对本国农业的保护。虽然它们曾经在法律层面放松了对土地出租和销售的限制，但之后又为农民提供举世罕见的高额补助，提高了小农耕种的积极性，不利于土地流转和农场规模的扩大，也不利于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制造业
历史学家的胜利
对于贫穷国家而言，要想迅速实现经济变革，却不得不依靠制造业，制造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制造业是以使用机械为基础的，因此可以缓解贫穷国家在发展初期面临的一个重要限制因素，即劳动者缺乏生产技能。
制造业之所以很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和服务业相比，制造业的另一个重要优势是在世界市场上，商品贸易的自由度高于服务贸易的自由度。大多数商品可以装进集装箱，运输到任何一个愿意付费购买的人手中。
制造业更适合进行贸易，而贸易对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贸易，贫穷国家可以从较为发达的经济体学习生产技能，获取新的技术。
在第二个发展阶段，制造业与贸易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之源。因此，决策者面临的挑战就是引导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进入制造业，而不是进入服务业，尤其是要引导他们创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型制造企业。
不幸的是，*府在提供保护和补贴的同时，一个众所周知的风险也会随之而来，经济学家们把这个风险称为“寻租”。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所谓寻租，指的是企业家不注重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改进技术和提高竞争力，而是一味地寻求国家的保护与补贴。
没有采取出口纪律的国家，发展*策催生出了造假的游戏，当地企业可以通过各种假象来迷惑*府，让*府相信它们已经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准，而不根据出口业绩去验证自己的说法。
所谓“出口纪律”，就是指*府连续性地评价、检验那些获得*府保护与补贴的国内制造企业，迫使企业发展出口贸易，参与全球竞争，依据企业出口业绩的高低来决定支持谁或不支持谁。
对于听惯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人而言，可能非常习惯自由市场的理念，认为市场就应该为所有参与者创造共赢的结果，而那种保护当地工业、强迫企业出口的*策可能听起来更像是犯罪。在富裕国家，我们一直以来所接受的教导就是要相信财富是竞争的结果。
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每一个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取得成功的社会在其早期发展阶段都实行过保护主义*策。除了中国香港、新加坡之类的离岸金融中心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完全依靠自由贸易*策跻身一流经济体之列的。
早在16世纪的时候，英国的都铎王朝就率先通过保护*策与补贴*策促进工业化，从而开了世界先河。当时的英国*府为了保护本国毛纺织业，羊毛出口以及服装进口都要交税。
美国独立后，南方种植园主倾向于出口经济作物，进口工业制成品，反对保护国内市场的*策，联邦*府最终通过战争回击了种植园主的反对，于是从开国元勋及首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产业保护*策与高关税*策オ得以延续到20世纪初期。事实上，经济学家保罗?贝洛赫把美国称为“现代保护主义的摇篮与堡垒”。
李斯特向来主张自由贸易应该是一个国家的终极目标，但在实行自由贸易*策之前，必须先实行保护*策以培育本国的制造能力。他写道：“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明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指英国)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从这一点看起来，保护贸易制度可以认为是促进各国实现最后联合，也就是促进真正自由贸易的最有效方法。”
不同的发展阶段适用不同的经济理论。韩国人在引用李斯特关于发展体系的思想时，根据本国的国情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一些最基本的国情就是韩国的人口规模比德国、日本都要小，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危地马拉处于同一水平。
中国
何去何从
两个不合理的发展思路长期限制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第一个思路是只有大规模农业才会有高效率。这一发展思路导致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启了农业集体化运动。
农业领域，产品永远不会改变，无论农业生产规模如何扩大，水稻永远是水稻，玉米永远是玉米。要想实现农业产出的最大化，就需要投入肥料，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这两类资源都是贫穷国家富有的。过早机械化实际上降低了产量，并且导致农村居民无所事事。
第二个错误思路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可以在没有商品流通的前提下发展制造业，即所谓的自给自足*策。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摒弃了上述两个错误的发展思路。第一个改革措施就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了家庭农业模式，以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业产出。
年，邓小平开始访问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标志着中国试图再次与世界建立接触。之后，中国循序渐进地放开了对国际贸易和外来投资的管制措施，使其既能吸收国际技术，也能根据世界市场的标准来衡量其产品。
中国*府对制造企业实行出口纪律的最重要工具就是国家开发银行。其主要使命是通过开展中长期信贷与投资等金融业务，落实国家制定的农业和工业*策，为国民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服务。
东北亚国家的金融史揭示出来的经验在中国也得到了验证。这些经验在韩国更是得到了极端的体现。
第一个经验就是，*府完全可以在压抑金融体系，使其服务于国家发展*策，同时也不会引起国内恐慌或系统性的不稳定。
第二，如果将金融压抑*策与资本管制措施结合在一起扶持经济发展，那么即便积累了高额债务，也不一定会引起国内动荡或遭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中国现阶段的债务风险还不及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债务风险，因为中国没有外债负担。
第三，要检验一个国家的金融压抑*策是否有效，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在金融压抑*策带来的机遇之窗关闭之前，该国工业技术水平提高了多少。
中国经济*策的得与失：这一小节由于可能会带来限制限流，以我自行归纳的图片展示：
陈加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