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受疫情的冲击，美国在3月新增失业达到了千万人口，有专家预计最终会达到万。而过去十年，美国的就业率稳步上升，在3月初达到仅为3.5%，创下近50年以来的最低纪录。美国自60年代以来的失业数字在这样的“失业大潮”面前，能选择在家工作并有良好卫生隔离条件的人，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奢侈”。毕竟，还有很多人没得选，有些是因为所从事的工作对社会运转至关重要，有些是因为绝不能失去仅有的工作和收入。
《纽约客》新一期封面，也向在疫情期间维系社会运转的人员致敬。灰暗时刻，一点微弱的光。
在中国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同样经历过这样的局面。日复一日，这些普通人面对着严峻的现实，尽最大努力适应前所未有的变化。以下是《纽约时报》记录的这些出门工作的美国人的故事。空乘切尔西（Chelsey），29岁科罗拉多斯普林斯（ColoradoSprings）???通常，飞机上的乘客会撞到我们，拽我们的裙角，摸我们的腿，用肘部碰我们的臀部来引起注意。当他们去洗手间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脖子上他们呼出的热气。这是一个亲密的空间。就像一个巨大的金属管道，每天都有人在里面咳嗽、打喷嚏、挖鼻孔。现在，这一切都有点诡异了。我最近从橘子郡飞往旧金山的航班，有个座位，经济舱里只有9个人。他们都分开很远坐着，中间隔着好几排，大部分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其中有些人戴着口罩和手套。人们不会点饮料，因为他们不想上厕所。他们不想要零食，因为不想接触别人。你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到恐惧。前几天，在两个小时的飞行中，我一共洗了20次手。我的手都快破了。通常情况下，空乘人员只在清理垃圾时才戴手套。但我现在戴着手套来开门关门，关头顶上的行李箱。我得开始自带手套了。医院的存货已经不足，所以航空公司的手套发光只是时间问题。我要为每个航段准备三副手套。我们是可以戴口罩的，但我还没戴，口罩也不够用了。我昨晚在网上看了一个教程，它教你如何把厨房毛巾折叠成三分之一，然后用橡皮筋把它固定在耳朵上。我可能会在下一班飞机上这么做。现在到处都很安静。在机场，餐馆和酒吧都关闭了。有些食品摊还开着。小孩和成年人都戴着口罩和手套。一个穿着雨披的人走过丹佛航站楼。天空没有下雨。在我中途停留的时候，旅馆里几乎空无一人。那天晚上9点左右，我们到达了杰克逊霍尔的一家小旅馆，我没有看到任何清洁人员。我自己把马桶座圈、冲水把手、水槽和水龙头都擦干净了。餐厅关门了，所以一些工作人员在27度的低温下走了大约半英里，到一个加油站买食物，那可能是个18小时前做好的热狗。那天我在去机场的路上买了一个鸡肉卷饼。没有微波炉，所以我只能吃凉的。现在很多酒店都不提供早餐。上星期我早餐吃的是之前剩下的比萨。最近我们收到航空公司发的一封邮件，说飞机上的餐食我们可以拿走些。我还有在额外带食物。公众认为我们是愚蠢的空乘人员，但我们却是默不作声先接触到危险的人群。我们不是专门为大家端可乐的，服务乘客只占我们培训内容的1%。我们接受很多和警察、消防员、护士一样的训练。我们空乘人员也是9·11袭击中第一批死去的人。我们知道如何在90秒内疏散一架飞机的乘客。我们会灭火。必要时刻也得做心肺复苏。如果有人醉酒登机，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在第一线寻找家庭暴力和性交易的迹象。当我们按规定检查安全带是否系好，折叠桌有无收好时，我们也会检查每个乘客。现在，我们从飞行员那里得到了严格的指示，如果乘客咳嗽很厉害，我们会通知机长。如果任何人看起来病得不能乘飞机，他或她将被马上带下飞机。让我紧张的是无症状感染和14天的潜伏期。但是我有跟大家保持距离。我相信自己的卫生状况，空乘人员都是爱干净的怪胎，这让我有一种安全感。我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其实还好。但是我在家里看到各种消息时，我感到很害怕。我是一个离异的母亲，有一个3岁的女儿，通常当我回到家，我会去她爸爸家接她。或者她爸爸会马上把她带过来。现在我会告诉他先等等。我总是在车库里给我的行李箱喷洒消*液，因为我女儿对灰尘过敏。其余的都是最近才开始的：如果我不得不触摸房子里的任何东西，我会试着用我的指关节而不是手指。然后我会脱下制服，把它放进洗衣机，用消*水洗两个小时。之后再洗个热水澡。我会把行李箱里所有的衣服都放进洗衣篮，即使我没有穿的。我的前夫把车开进车库后，我的女儿跑了出来，伸着胳膊。我拥抱她，把她抱起来，告诉她我很想她，在我们走进家的时候，我会在怀里左右摇晃她。我想让我的女儿知道谨慎和恐惧的区别。我仍然要工作，不仅仅是因为我必须工作，而且还因为我想告诉我的女儿，如何变得坚强。离开她让我很痛苦，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回来，或者我可能会带着可能严重影响我们生活的病*回来。但我希望通过这一切，她能看到我正在尽我最大的努力，我正在试图为她做到最好。我妈妈做了31年的空中乘务员，她经历了9·11事件、SARS、寨卡、埃博拉病*。但是她说这次比之前所有的那些都要糟糕。上个月早些时候，我们航空公司的乘务员之间的谈话，主要是关于人人都讨厌的新制服。现在是可以想着无薪休假和探亲休假的时候了。大部分和我一起受训练的舱内空乘都请了假。但是我有一个女儿，和一笔房贷。我热爱我的工作。这是我自己选择的工作，而且我也不可能辞职去另找一份工作。现在没人在招聘。我要继续飞下去，直到飞机坠落下来。药剂师坦维尔·侯赛因（TanveerHussain），68岁纽约州波基普西（N.Y.Poughkeepsie）我在城市药品公司（CityDrug）工作了15年。由于医生和病人对新冠病*的恐惧，日常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出的处方数量增加了，因为人们害怕药会用完，害怕药店不能继续营业。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注意到我们的一些经销商，对某些药物的发放出现了延期和限制。希望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这个地区绝大多数是贫困人口，所以我们面对的是接受医疗补助的人群。我们会尽可能帮助他们。作为一名药剂师，我的工作就是执行医生的命令。我们检查病人的处方，确认药品的名称和剂量。我们检查药物的方向和强度是否正确。我们保持所有患者档案持续更新，所以我们也检查处方是否可能对他们已经服用的药物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和他们的医生谈谈，让他们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分发药物，保持库存，不断地为病人提供信息。我们和病人讲很多话。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和保险公司谈判——药物可能不在保险范围内，或者病人可能不在受保范围内。这些到最后可能都是浪费时间，但我们还会做。上周来了些病人，他们需要买药，但是他们没有钱。我们就把药给他们了，说吃药吧，不用管别的。除了给病人足够治疗一两个月的药物之外，我们还要处理好恐慌情绪，让他们平静下来。从我30年的经验来看，我知道病人总是希望药剂师能够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人们问我的主要问题是口罩、手套、酒精、消*剂、氯仿和来苏尔消*液。如果人们看到架子上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就会跑过来尖叫，“你们没有来苏尔了吗？”我能理解这种恐慌，所以我们必须很有耐心。我们会推荐任何我们能推荐的东西。店主经常从不同的地方订货，所以我们告诉顾客，“明天来看有没有货”或者“来之前给我们打个电话。”一开始我并不担心新冠病*，因为它听起来像是典型的流感。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更多信息，并且开始采取预防措施。你可能不会相信，我们把透明的塑料浴帘衬垫从天花板挂到柜台上，所以顾客站在一边，我们工作人员站在另一边。每次有人走到柜台前，我们都要求所有的技术人员用酒精擦拭柜台。我们的员工戴着手套和口罩。我们刚收到一批货，我们希望星期一能收到更多。我们计划告诉当地的紧急服务机构——比如消防站和警察局——如果他们需要手套和口罩，我们将免费提供。我们也在考虑生产小包装的手套和口罩，以便分发给有需要的人。我们在波基普西有相当数量的无家可归者，如果他们来到这家商店，会对他们有好处，我们会直接把东西给他们。我们身处在某种战争中，我们是这个团队的一部分。我最大的担心是我已经快70岁了，而且我有心脏病。当我看到咳嗽或流鼻涕的人走到我们面前时，我会觉得紧张和担心。我知道，我的免疫系统可能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强大。我妻子并不那么担心，但她每天都提醒我要采取预防措施。她身体比我好。我一直戴口罩，也开始戴手套了。但是你知道，当我成为一名药剂师的时候，我就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提供服务，我正在这样做。消防员克里斯·里德（ChrisReade），36岁加州贝尔（CaliforniaBell）我们消防站的绰号是“痛苦之屋”，是在这里工作的自己人起的名，因为我们接到很多救火电话。我们有覆盖到洛杉矶郡邻近的城市梅伍德（Maywood），库达希（Cudahy）和亨廷顿公园（HuntingtonPark）。我们站每天接到15到20个电话。我们负责非刑事紧急情况的应对工作；如果有人拨打，我们也会应对。我们还有一个急救小组，所以我们提供很多紧急医疗服务，从接生到治疗心脏病。如今就像一个普通的流感季节，但它却厉害百倍。现在我们正在不断地扫描人们，以确保他们没有任何迹象或症状。每个人都有可能患病。早些时候，一个星期五的早晨，我们有一个出现流感症状的患者，他出现了基本所有的危险信号。医院的护士想确认，病人是否发烧、鼻塞、流鼻涕、咳嗽，所有迹象都表明会有新冠病*。这个人占全了。我们穿上了装备服，全副武装隔开在六英尺之外。穿衣（donning）与脱衣（doffing）是防护工作的重要部分，有具体的流程来防止交叉感染。我们每一步都做得很小心。如果病人检测呈阳性，我们不得不自我隔离，将自己与家人、同事和公众隔离开来。通常，医院会跟我们说的。医院人手不足，不堪重负，员工当中也出现了感染。我们穿上防护装备的速度更快了，因为在正常的流感季节，我们只戴手套。在过去的三天里，我们只接到了五六个电话。现在所有的装备服都是一次性的。如今我们每周都列一次用品清单，看看部门有多少防护服、口罩、手套和护眼用品。我们不需要时时刻刻全副武装去检查一个病人。我们只是试着留心，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会持续多久。我们需要的东西目前都足够，但是如果接到电话的数量突然激增，那情况可能会马上改变，所以我们每天都省着用。我们部门有几个人出现了症状。我感觉我也被传染了。我10个月大的孩子也出现了症状，一个医院，医院。那正是流行病在加州开始变严重的阶段。当时我们没想着多问医生。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可能都已经得上了。那是我得过的最严重的流感。我感觉很疲惫，喉咙痛，发烧，还流鼻涕。在消防站，我们试着互相照顾。如果谁有点不舒服，我们就会说，回去待在家里吧。但我们其实也缺人手。在年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衰退期间，我们为了省钱而减缓了招聘节奏，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现在在洛杉矶郡消防局有个职位空缺，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我们强制要求加班。如果在休息时间被叫去工作，这叫做“召回”。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尽管那可能孩子们的生日聚会和假期，我们还是会被召回。没有人想要被召回，但是现在任何生病的人都必须被送回家。这么做只是为了确保其余的人不生病。每天早上，作为机动队的队长，我打理队伍，谈论我们的一天，谈论我们要做什么训练，也聊聊时事。队长要检查手下所有的队员，如果有任何人出现症状或体征，我们会送他们回家。但是我们都没有接受测试。在过去的三天三夜里，每天晚上我都睡了三个小时，而就是这三个小时也被电话打断了。我们接到了近60个电话，其中包括两起建筑物火灾。星期五有幢房子着火了，今天早上我们在梅伍德的一家小型精品酒店也着火了。我们本来能够把所有人安全地救出来，甚至还能救只猫。不过一个住户把猫丢下了。后来当我们挨家挨户确保房间里没有人时，就看到猫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所以我们把猫带给了她的主人。很多人看到消防队员的时候，都想和我们握手，感谢我们的服务，但是我们试图与别人保持距离。如果一定要示意感谢，我们会碰碰胳膊肘。外卖员艾德文·奎奇（EdvinQuic），31岁布鲁克林（Brooklyn）我在布鲁克林送外卖已经三年了。骑自行车送货的我们，大多是拉丁裔。你知道的，来自危地马拉、墨西哥、委内瑞拉。我的朋友，其他的送货员，都只知道我的绰号。他们叫我“穿靴子的猫”，就像那部儿童电影里的一样。这么叫是因为我个子矮，而且我总是穿大号的靴子。我工作的公司是一家基于手机应用程序的递送服务公司。你打开应用程序，它会告诉你哪家餐厅可以买到食物，能送到哪个地址。现在，因为这种冠状病*，我们每隔三四个小时就会收到各种各样的短信：“把货物放在客户的门外”“如果你觉得不舒服，请待在家里休息”“请戴上手套和口罩。如果你没有手套和口罩，不要使用这个应用程序”。所有的外卖员都不得不去抢着买那些装备。到处都卖光了。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你知道有什么地方还能买到口罩吗?”我搞到了一箱口罩。我还有一箱手套和一箱洗手液。现在我的生活日常完全不同了。我会擦我自行车的把手。当我去拿外卖时，我尽可能去卫生间洗手洗脸。我频繁换手套，每天换一次口罩。我生活在纽约已经14年了。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看起来像一部灾难片——空荡荡的街道，所有店都关门了。人流量大概下降了70%或80%。每个人都很害怕。你可以从人们的眼睛里看出恐惧。顾客们害怕我们这些外卖员，因为我们天天在外面跑。当我送货时，我会打“跟你说一下，我把你的外卖放在大厅了。”他们说，“那就把它放在楼下吧。”也许五分钟后，当确定我肯定走了之后，我猜他们会下来吃饭。通常情况下，一个小时内你要送四次外卖。当病*刚刚出现时，我们每小时只送一到两次。但是现在，过了一个星期，我每个小时就能达到六七次。人们担心（州长）库默会让这座城市彻底关闭。但我得付房租，要付账单。我会尽可能长时间地工作，因为我确实需要钱。我来自危地马拉城。我17岁的时候来到纽约。我是最先来的，然后我的三个兄弟也跟着我来了。我有五个姐妹还住在危地马拉。我的父母也在危地马拉，他们昨天给我打电话了。电话里他们恳求我：“千万小心。如果待在家里更安全，那就待在家里。”我是单身。现在一个人住。总有一天我要在纽约组建家庭。在危地马拉，如果你工作8小时，你最多能挣12美元。然而当外卖员，我每天可以挣到美元。我常试着每个月给家里寄或美元帮忙，这样我的姐妹们就可以去上学了。我想在纽约过完我这辈子。纽约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这里是最好的国家。我喜欢布鲁克林，因为它相对比较安静，而且如果你需要去曼哈顿的话，离得也不远。我经常骑自行车。我没有车。如果你骑车穿过曼哈顿大桥，大概需要10分钟。那里很美。你站在河的上面，船在下面经过。有时候我会停下来，拍一张河面上的照片。我在布鲁克林市中心工作。布鲁克林高地，公园坡——这都是我的地盘。很多有钱人住在这里。纽约人都很慷慨的。他们小费给得很不错。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街上看到很多外卖员的原因。现在，随着新冠病*的出现，小费都跟着涨了。我有次送一个三明治，得到了20美元的小费。实话实说，我其实很害怕。我整天都在街上跑。和很多人打交道。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戴着口罩。我每天估计和一百个人说过话。这很危险的。当我每天醒来时，我就会告诉上帝，“请求主保护我。”我骑自行车的时候，通常不担心。我的自行车挺耐用，带着个电动自行车的附件。如果你充六个小时的电，你就可以用六个小时。一些外卖员很害怕警察。但如果你遵守法律，他们不会给你开罚单，也不会没收你的自行车。即使纽约的交通状况拥挤，我也从来不担心会出车祸。但是新冠病*是不同的。你可以看到街上的汽车，你可以躲着走。但是你看不到病*。你躲不了。它隐身了。急诊室医生道恩·亚当斯（DawnAdams）Washingtonmetropolitanarea（华盛顿特区都会区）几个星期前，我们这个地区开始出现病例，感觉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一旦关于冠状病*的消息传到街上，越来越多的病人就走进了急诊室，情况变得相当混乱。但是在那个时候，在三月初的时候，我们只测试那些有中国旅行史的人。因此，即使病人有发烧、咳嗽、上呼吸道出现症状，但没有去过中国，我们也不会进行测试。下一个方向，就是测试有症状的人，调查是否有过病人的接触史，是否去过中国或意大利。当时这些措施我们认为挺合理的。我们是一个*事机构，当中大多数是现役*人、退休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他们经常在国际范围内出差。在那段时间里，由于旧的治疗方案已经到位，我的一个同事在另一个急诊室工作，他看到了一个50岁的病人，咳嗽发烧，呼吸严重窘迫，但没有出国旅行，也没有过相关密切接触。尽管那个病人病得很重，需要治疗，但根据我们的筛选标准，他不能接受测试。在那时候，因为我同事的病人不算高危人群，所以同事没有戴口罩，他就这样暴露在病*面前。后来他被隔离，不能再工作。我后来去照顾他了，有其他人接替了他的工作。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我一次连续值班25小时，两次连续值班12小时，即将开始下一个12小时的工作。我知道我的同事感觉都很糟糕，因为急诊室的文化就是不能耽误任何工作。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工作，别人就得为我们工作。自工作以来，我没上班的日子用一只手就能数出来——我母亲生病的时候，我母亲去世的时候。生病意味着你已经做不好工作了，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但是，如果有人不得已退出，你也要顶上，这点大家有共识的。就在我的同事被感染并隔离的那个星期，我们发现了第一例阳性病例。在那之后，我们另有一位同事也被感染。另一位女医生不得不顶上。我这位同事的母亲生了很严重的病，身体非常虚弱，她一直在照顾母亲，所以很担心会传染给她。我深深理解人们必须做出个人选择，但我也非常非常害怕，在病例增速如此快的时候，失去更多的医生。我们机构现在有三个确诊病例。而这些数字只会继续增加。大约在第一个同事于3月11日的周末被感染的时候，我们推测华盛顿地区有大约60例病例。现在这个人数已经超过了个。每一周，每一天，都会出现新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再清楚不过，我们必须好好保护自己，因为我们不可以失去任何医生。我们有N95口罩，但数量不多，最近我们被告知，要省着用防护装备。我们之前就戴着口罩，进入认为有疑似病例的病房，但很快我们被告知，进入每个病房，都要戴着医用口罩。随着事态升级，我们现在被要求，整个轮班期间都要戴口罩。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最棘手的事情之一，就是来自*府官员相互矛盾的信息，他们说每个人都能做上测试，都可以接受测试。但这不是我们得到的指令，这些信息已经引得人们自主要求检测，但如果他们没有症状或没有接触史，就会被拒绝。我的一些同事，被不能接受检测的病人痛骂诅咒。作为一个有色人种女性，我习惯于被质疑，或者被病人问：“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医生?”当我走进病房时，我会自然而然地说，“嗨，我是亚当斯医生。”但是我理解，人们现在很绝望，他们需要答案，想得到帮助，所以我试着理解他们。我们的急诊室，只能容纳有限数量的人，他们却还把我们当作初级护理。因此，在如今一切的混乱中，我们仍然在治疗从喉咙痛到哮喘，胸痛和中风等各种疾病。但是这些病人和那些可能带有新冠病*，以及想要接受检测的人都混在一起。我们的检查室之间通常只有一层薄薄的窗帘隔开。我们机构只有一个负压室，在那里空气不会流通到其他区域，你可以把高风险的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安置在那里。我们原以为负压室是一个可以区分高风险人群的地方，但由于潜在病例太多，来看病的人太多，这个方法行不通。所以很麻烦。我们如何才能区分所有人，不增加他们的风险，也不增加我们医护人员的风险？为了解决接受测试的问题，我们机构现在在急诊室外搭起了一个帐篷，在病人进门之前对他们进行预先筛选。急诊室的文化就是我们不能停下来。这也是我选择急诊医学的原因之一。我是一个喜欢亲力亲为的人，我发现站在第一线，做那个第一个把手放在病人身上让他们稳定下来的人——这本身就是对我的回报。在我的工作中，我们没有指定的休息时间，也没有午餐。你做你的工作。你一边看病人一边在办公桌前吃饭。如果你真的没有忙晕，你会试着休息一下，希望能去趟洗手间。现在情况还是一样，但是就是变得更紧张了，所以当我有工作要做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去恐惧。我真正担心的是我的儿子。我是这个10岁孩子的唯一监护人，他的学校还刚刚放假。学校就是我孩子的托儿所，所以我不得不匆匆忙忙的，特别是因为我经常需要在各种机构来回奔波。我有两个保姆，但我不知道，如果*府封锁交通，他们不能照顾他，我该怎么办。我也让他的处境变得危险，也不想增加保姆的风险。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年轻人得新冠病*肺炎的风险被大大低估。这意味着我必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平衡家庭和工作。这是很大的压力。我知道我自己现在面临着什么，我也读到过医护人员感染和死亡的报道。所以我尽力保护自己吧。我差不多每天要洗手0次，清洗接触的所有东西，一直戴着口罩。但是我也很清楚我的使命是什么。外展工作者妮基·格里加鲁纳斯（NikkiGrigalunas），41岁芝加哥（Chicago）我在芝加哥的Thresholds组织做外展工作，所在小组负责的区域大致占到城市的三分之二。我们需要找到那些露宿在外的人，带他们去吃午饭，去医院或者社会保障管理办公室寻求帮助。慢慢地，这些人才会逐渐吐露自己真实需求。如果我们发现，这当中有人真的无家可归，或患有精神疾病，我们将会再次拜访他们。（注：外展工作是指一个组织对所在社区提供信息或是帮助，此处的妮基主要负责寻找帮助流浪在外的人）新型冠状病*改变了大家以往的工作方式，人人相遇都需保持6英尺的安全距离。在这条准则的影响下，我们不会再带任何人去吃午饭，也不会贸然带人去看医生。但这项工作的准则还是不变的，我们希望确保他们生活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能及时被解决。“嘿，我的睡袋湿了，能再要一个吗?”“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而且，我们仍在持续留意那些正在接受药物治疗的人，观察他们药物治疗的进展。这真是关乎生存的大事。不久前的一天，我们小组在早上出勤，我记得那天雨下得很大。在公园里，我发现了一位在外露宿的男人，他栖身在雨蓬下，那是他的常驻地点。见面后，我们马上为他带去了食物：麦当劳9号套餐。我们随后简单聊了下冠状病*的情况，他倒不对社会隔离感到陌生，受心理疾病的困扰，独居生活对他来说，早已习以为常。麦当劳关闭了它的堂食区，这点着实不便。对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来说，他们将无法像往常那样，使用快餐店的卫生间，简单取暖，要杯热水，甚至来这儿点餐都变得有些困难。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外展工作者开始分发瓶装水，因为那些流浪者们在此刻很难找到饮用水。如果我说，自己全然不在乎感染新冠病*的风险，那肯定是假的。但是，当我身处这片战场，脑海中唯一闪现的事情，就是去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我们要确保有人照看他们，我们满怀信心地投入其中。他们蜷居桥下的日子，不会因为你是初次发现，就代表着它才刚刚开始，或许，他们已经艰难地过了五六天；也不会因为你的出现，就立刻终止。这就是社会工作的首要原则，我们不会置之不理，我们只是出现在那里，就是这样。殡仪馆工作者史蒂夫·巴顿（SteveBarton），52岁西雅图（Seattle）我经营着三家殡仪馆。美国新冠肺炎的爆发点，就在我柯克兰（Kirkland）的办公室附近。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我们将要为不少受难者送行，到目前为止，大概就有25个了。整个柯克兰只有我们一家殡仪馆，许多失去亲人的家庭就在这儿附近。他们不会说：“我们刚刚告别了自己的亲人，让我们到30公里以外的殡仪馆吧。”他们只会选择在这里，在离家半英里的小殡仪馆里完成最后的送别。每当流行性疾病爆发时，殡仪业就会忙碌起来。我们经历过埃博拉，也经历过艾滋病广泛传播的年代，所以我最担心的是：像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多少次？现在，看起来似乎易于控制，但从死亡人数来看，情形不容乐观。它是真实的悲剧，是一场混乱。如果有一天，一切都失控了呢？我们大家还会聚集一起，来商讨解决办法吗？人们还在研究新冠病*的传播途径，它是飞沫传播吗？那些已去世的人不再呼吸，也不会和你交谈，但他们身上仍然可能带有生前微小的唾液。我们听说，病*会在这些液体中存活数天。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说清，和死者待在一起是否完全安全。但我不认为新冠肺炎要比很多已知疾病更可怕——脑膜炎、肝炎或其他别的什么病。大家在不断强调各类措施的重要性——要戴好手套和口罩，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消*。我们全副武装，把更多衣服穿在身上，这件事非常严重，没人想要轻率对待。往常，不会有人会戴着口罩和手套去疗养院接人，那时，人们需要先和前台服务者报备，待他们告诉你房间后，再放下折叠床就可以了；可是现在，所有人都需要戴口罩进出。疫情爆发后，我们有段时间，会用塑料布裹起去世老人的尸体，一边向外抬，一边喷洒消*水。我们现在还有物资，但疫情会糟糕成什么样？我们会“弹尽粮绝”吗？我现在开始试着联系并组织社区成员，一起自制防护装备，其中还有志愿者是在Facebook上看到招募信息后，选择加入的。那些居家隔离的人，虽然不能前来现场支援，但要是家中有缝纫机，就可以帮殡仪馆缝制口罩应急。我的母亲最先加入于此。我几乎成天待在殡仪馆，凡事亲力亲为——为逝者穿衣、摆放棺材、举行葬礼仪式。殡仪馆也有办公室人员负责接待逝者家属，帮忙安排葬礼事宜，在这段特殊时期中，大家格外体谅对方。很多死者同他的亲属不得不待在一间房间，为此，他们不能擅自离家。尽管这些人非常清楚自己可能感染了新冠病*，但他们还没能接受冠状病*的检测，也不知该怎样才避免这种风险。“我们知道自己暴露其中，但不确定还有谁感染了病*，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否感染，因为没人进行过测试。”从前，我们都是通过电话或是传真来沟通工作。新的网络系统刚搭建没多久，但很多来这里的都是老年人，而且去世老人的配偶也不会使用电脑，有人告诉我：“我不知道怎么打开电脑，过去都是他（自己去世的伴侣）把电脑打开。”线上办公不太容易推进。总有人觉得，离世者越来越来多，那殡仪馆一定借此赚了很多钱。但事实恰好相反，除了很基本的服务外，其他的项目都被叫停。刚开始，在我们接待的那些家庭中，有很多原本计划到天主教教堂举行弥撒——全家人都到场的大型弥撒，可最后，因为教堂关闭了，我们是在摩托车队的护送下，直接来墓地参加葬礼。为此，有很多家庭推迟了葬礼服务。即使现在推出了仪式直播，但有人真的愿意“出席”空无一人的仪式吗？我们现在不能让任何人参加聚集活动，所以我的殡仪馆里只有一个空房间和一口棺材，还有什么项目能额外收费的呢？人们从不谈论死亡。他们甚至不愿意去想这件事。当父母告诉他们的孩子，自己想要筹划葬礼时，孩子们就说:“我不想谈论这个，千万别提它。”这点我确信无疑，或许是对死亡的畏惧，使他们不敢提及此事。人生真的，真的很短，即使你能活到一百岁，也不过就是转眼的事情。全社会的注意力都放在青少年身和小婴儿身上，将死之人，不会有太多相关的新闻出现。你不可能了解每个人的死因，有时候根本没有原因，也没人知道为什么。人类就是这样的脆弱。我母亲每天都来办公室陪我，令人替她担心，可是没办法，在殡仪馆工作是我的职责。我在尽力保证她的安全。或许，我们家遭受了诅咒，注定成为工作狂，这很难改变，在特殊时期下，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去做好本职工作。你不能说：“好吧，我们不必担心有人无法举办葬礼，大可让别人来做。”这是不可能的。兽医布莱恩·J·布尔坎（BrianJ.Bourquin），46岁波士顿（Boston）3月16号晚些时候，我们诊所做出决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实行无接触计划。第二天，我们就通知所有宠物主人，做好心理准备，更严格的*策就要出台了。如果你现在提出预约申请，那我们只能只有那些生病的，或者先前被耽搁疫苗注射的宠物才能预约门诊。针对这点，我们也同陪诊主人达成了协议：到宠物诊所后，爱宠和主人需先在车中，或在门外等待。前期的病史了解都将通过电话完成，这种策略也同样适用于手术检测，等这套流程结束，我们才会到门外来接待看诊的宠物。我们在前门六英尺处设置了橙色警戒线，以便给腾出安全空间。为了保证隔离有效，前来的人员必须站在那条警戒线后面。我们戴着手套和口罩，给狗狗使用新的牵引绳，避免触碰宠物主人自己带来的那条。对于前来的猫咪，我们会让主人放下背包就离开，自己再用诊所的毛巾将其搬进去。所有的检查都将在房内进行，待治疗方案制定完成后，再给门外的主人打电话，进行沟通。“病人”进来检查的流程大致相同，称重、体检再治疗，在10到15分钟，等待检查的时间里，宠物们大多表现不错。但宠物的主人或许显得有些紧张，他医院，独自坐在等候室，想象着糟糕的手术结果——简直太可怕了。因此，我们正在努力消除这份担忧。的确，这份工作变得比以往压力更大，尤其是，当你知道史密斯太太要给你难堪的时候，或者当你知道琼斯先生要对你所做的一切进行质疑的时候，你就会感到紧张。不过，抛去新冠病*带来的糟心事，我们这会儿反而笑得更多了，也许，这是小动物传递来的积极情绪，曾经难以共事的人现在似乎也变得更容易了。开始的第一周，我们常要花时间与客户在门外交谈，想象这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职业，所有兽医都站在那里谈笑风生。但是实际操作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好比，有人和你讲话，但因为相隔太远听不清楚，这些太正常不过了不是吗？于是，我们决定不再幻想，严格遵从电话检查的流程，目前来看，宠物主人们都还算接受。我想，他们也意识到，兽医们承担着感染新冠肺炎的巨大风险，来试图照顾那些可爱的“四脚家庭成员”。兽医的世界很小，我们互相寻求支持和建议。对兽医们来说，“好的消息”是，同传染病打交道一直是我们的工作，再熟悉不过了。我们长期在处理着宠物间的传染，谨防宠物主人的健康受到影响，甚至两者之间的交互传染也要预防，比如癣。所以我们习惯了戴手套、换衣服这套防护流程；也习惯了日常消*。所以，我们时刻提醒前来门店的客户要多多留意，不管是新冠肺炎、流感还是普通感冒。如果你生病了，很容易给你的爱宠带来危险。病*随时可能会变异，它无处不在，传染性极强，像宠物的皮毛、皮带或项圈都可能成为它们寄生之所。试想，如果我们先用手擦嘴，紧接着又去摸狗，在人身旁紧紧相依的爱犬有传播新冠病*的可能吗？的确，虽然目前还没有确诊病例，但我们不排除这点。所以，作为兽医，我需要再次和大家强调一下：如果你生病了，要记得和家中的宠物分开。但现实很难进行，可怜的病人身边没有亲人陪伴，怎能舍得舍弃唯一的宠物伴侣呢？只有在实行宠物安乐死时，我们才允许主人进来陪同，毕竟，和爱宠告别的时刻格外重要。我们特意在海湾村的诊所准备了个靠近侧门的单间，这样既能保证主人陪伴爱宠走完最后一程，也免于担心接触工作人员，会加大新冠感染的风险。（注：海湾村BayVillage位于麻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周边，是一片面积不大的住宅街区）我从未想过，有天我会考虑这些事情。办公室清洁经理匿名（E.），52岁北弗吉尼亚（NorthernVirginia）我总共负责弗吉尼亚州的14栋大楼，其中有6栋是医疗大楼。下午5点以后是工作最艰难的时候。想象一下，一栋四层楼的建筑，一套单独的小隔间里就有个废纸篓。一个人用吸尘器要整整四个小时不间断地工作才能清理完。我们需要把硬地板拖得干干净净。然后我们需要把垃圾倒到离办公楼一个半街区远的垃圾箱里，来来回回许多次。无论雨天、雪天还是炎热的天气里，就这么背着垃圾袋走个七八趟。而且我说的还是一个四层小楼。在埃博拉病*爆发期间，我与一家公司合作，这家公司与凯撒医疗集团（注：KaiserPermanente，美国最大的健康维护组织）签有合同。但是在凯撒，清洁工就像技术员一样被对待。凯撒的维护主管——对我来说，就像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一样——保证我们受到适当的训练，可以应对任何流行病。他要求与他签约的公司给员工们培训如何使用个人防护装备（P.P.E.）、如何消*、如何清洁手术室。但是在商业部门的培训，虽然办公室是干净的，却不像这样详细。人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应该得到更多的保护，我们可是他们的前线啊。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清洁产品以及正规的培训，那么我们都会被感染，或许不是冠状病*，但也会是其他病*。那些每小时要清洁0平方英尺的人怎样才能做好消*工作呢？他们不能。时间根本不够用。你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倒完垃圾，甚至没时间擦去手指上的污迹。让我来告诉你，在普通办公大楼里设立有肺科诊所和传染病诊所。当我们进入这些地方的时候，却没有个人防护装备。我们必须得穿着制服，戴着手套，而且尽我们所能做到最好。即使我们想要，我们也无法为员工提供口罩，因为根本没有可用的口罩。我很害怕会把什么东西带回家。所以我在屋外脱掉鞋子，尽量不和女儿们有任何接触，直到换好衣服。我担心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我的女儿们就无依无靠了。但是只要公司不允许我待在家里，我就不能说我不会出门，因为那样会让我失去工作。我们都很害怕。我手下有为我工作的单身母亲，丈夫即将被驱逐出境的妈妈们，家庭唯一的支柱，白天还要在餐馆工作的人，现在他们所有人的唯一收入来源就是清洁工作了。我发现我的这些工友们都在哭泣。（注：原文是mywomen）她们因为这份工作而疲惫不堪，但她们必须继续下去。无论怎样，无论有没有人给她们防护手套。我手下有一些老人六十多岁了还在打扫卫生间。每个人都害怕被感染。但是，更令人悲伤的是，她们更害怕失去工作。所以她们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上帝的手中，希望上帝会降下怜悯，让她们不会感染新冠肺炎。问题就在于，出门赚钱，餐桌上才能有食物。作为经理，我努力让大楼尽可能地多开一会儿，这样她们就有时间能检查一下。我们从不休息。昨天我看见一个男人在倒垃圾，我对他说:“不要把袋子压在自己身上。那里面可能藏着一根针。”他对我说：“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在今晚11点前完成，现在已经10:45了。”助产护士艾丽卡·索耶（ErikaSawyer），39岁旧金山（SanFranciscoNurse）不管怎样，女人们都会有孩子的，无论身处战争、流行病还是灾难。作为一名助产护士，我和无国界医生一起完成了10次任务——去过南苏丹4次；肯尼亚、莫桑比克、中非共和国、津巴布韦、洪都拉斯；以及坦桑尼亚的布隆迪难民营。在紧急情况下，都是全天候的后勤保障。你必须通过服务来决定人群的流动，这些服务怎样去提供，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哪些不是。你必须写新的不同的协议，同时也知道它们明天可能将再次改变。医院里的感觉。每个人都很害怕，病人很害怕，员工们都很害怕。我们没有测试剂。所有的口罩都是限量配给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能得到多少。护士和工作人员开始把它们储存起来，以确保如果我们用完了，周边还有一些应急的物资。我们正在尝试着找到可回收和再利用的协议。有传言说N95的口罩被偷了。这种感觉就像我还在南苏丹，这种事对美国来说真的很荒谬。这的确不是分娩的最佳时机。对于病人来说，有两种恐惧：我会感染病*吗？它会伤害我和我的孩子吗？还有一个我认为更直接的担忧：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会在我分娩的时候崩溃吗？这就好像我站在岸边，看着海啸来临。现在，一切都很平静。当我们的医生开始生病的时候，当我们的护士开始生病的时候，或者，上帝保佑，我们失去麻醉的时候，我们现在都在等待着这些事，并且做了很多应急计划。这类事情我最不想让孕妇担心。我曾在没有麻醉师的地方工作过，也曾在四小时车程外的地方做过剖腹产手术。那真的非常吓人。这里的许多医护人员并不习惯在紧急情况下工作。因为我个人的经验，我为员工做了大量的后勤计划工作。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技能，但它的确是：你必须明白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保证人们的安全，让人们保持冷静，让你的团队保持团结。在这个国家，我们对怀孕如此焦虑，以至于我们实际上看到的人比我们需要看到的多得多。医院都缩减了这个数字。女性在家自己测量血压。我们也在尝试去解决，怎么做胎儿监护。女性仍然会来做解剖扫描超声波检查，但除非有什么问题，否则我们只通过电话和她们沟通。在三月的第四个星期开始的时候，我们把整个医院。我们的老场所将成为新冠病*肺炎病人的呼吸室。在紧急情况下，你必须灵活应变。医院管理人员是不习惯这样做的。我们都看过这样的电影，就像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时候，人们试图拯救地球，然后，就像这个凶狠的头目说的那样，“等等，不，你不能这么做。”我们已经在与官僚主义作斗争了。我们尝试着在诊所门口建立一个体温检测站，但是由于某些规定的原因，这被大楼的负责人拒绝了。人们已经习惯了这些自上而下的公司，医院也是这样。每个人都在等待命令。在紧急情况下，你必须因需求而变得更有自主性。你只需要做你认为最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大楼的人说不的时候，我就这样说：“放一张桌子在那里，人坐在那里，拿一根温度计。谁来阻止我们？现在没人会炒我们鱿鱼。”我并不是从来不害怕。有时候我也会手足无措。前几天早上，当我看到病*正逐渐在非洲蔓延时，我忍不住开始啜泣。我很担心那会是什么样子。真正打击我的是我身处的社会正在变得不稳定。我和许多不同国家的许多人一起工作，他们在如此疯狂的不稳定的情况下辛勤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我总会有办法的。我在那里待三个月，或六个月，或九个月，然后我就回到我安全的，第一世界的生活。每过一天没有变得更疯狂的日子，我就想：等等吧，也许不会那么糟糕。也许我是无缘无故太激动了。但我不知道。我一直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