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比利亚对东亚贸易的影响,以及糖和丝绸在 [复制链接]

引言

葡萄牙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并不容易。年，由皮雷斯率领前往中国的特使团和-年再次派来的特使团都无功而返。正德皇帝的去世和葡萄牙一些指挥官“蛮横和高姿态”的行为导致被驱逐，明政府并颁布了禁止与他们贸易的诏令。

年，明朝因抗倭关闭宁波和泉州港，只留下广州作有限度的贸易，进一步限制了葡萄牙人的选择。中葡贸易开始就促成中国人与葡萄牙人的联盟。中国人以葡萄牙人作中介以逃避明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限制，而不被允许贸易的葡萄牙人则通过中国人以获得所需的货物。

正如安东尼奥·博76卡罗（AntonioBocarro)在年的著作中所指出，称为“Quevees”的中国经纪人是最受尊敬的，他们“有许多人信托葡萄牙人大量的金钱和货物，因而也得到对方的信任”。葡萄牙人在中国南部海岸的贸易持续了30年尽管有时遭明朝地方官员打击，但更经常的是得到默许。16世纪40年代末，葡萄牙和日本开始贸易，根本改变了中葡贸易的结构。

虽然马可波罗写下了神话中的岛屿＂Zipangu”的传闻故事，皮雷斯于-年间在马六甲写的SumaOriental一书，却是首次提供了欧洲人关于日本的描述。年，葡萄牙人乘坐中国大帆船偶然抵达种子岛，欧洲人对日本的贸易路线由此确定。此时，日本开采了许多新的银矿。16世纪中叶，50多座金矿和30座银矿得到开发，与日本的贸易便更有价值。然而，葡萄牙人如果不能在中国南部取得永久的基地，贸易是不可能正常进行的，占据澳门作为基地使问题得以解决。

葡萄牙人如何控制澳门目前还不清楚。广州海道副使汪柏（年进士）似乎投身海贸中；他允许葡萄牙享有与暹罗在广东贸易等同的地位，并于16世纪50年代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贸易基地。无论葡萄牙人如何能控制澳门，随着年澳门控制权的确立和明政府海禁政策的推行，葡萄牙以有利的地位经营中日贸易。

年12月1日，传教士路易·弗罗易斯在马六甲敏锐地指出：“去年，我们从来自中国的船上了解到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巨大的纷争······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纠纷对想去日本的葡萄牙人是有很大帮助的，当中国人不能运货到日本出售，葡萄牙商人可大展身手，谋取生意。”年，葡萄牙人取得长崎基地后，已处于唯一有利的地位。往后数十年，葡萄牙人一直是日本进口中国商品的中间商。但是，现在能够与东南亚合法贸易的中国商人干得也不错。

参与亚洲贸易的西班牙人，为中国通过马尼拉到墨西哥（Mexico)西南部城市亚卡布鲁哥（Acapulco)的贸易制造了机会。年，当两艘马尼拉大型帆船（ManilaGalleons)，装载匹中国丝绸、件“精美烫金瓷器和其他瓷器制造品”、胡椒和丁香抵达亚卡布鲁哥时，新的横渡太平洋的商业圈建立起来了。这是持续两个半世纪的大量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开端；用秘鲁和墨西哥白银支付购进的丝绸和香料形成了太平洋贸易圈的核心。

贸易有极大的利润；美洲的西班牙商人能够获得投入商业资本4倍或5倍的利润。这种贸易关系可能是导致一些中国商人于年初便来到墨西哥的原因。美洲的西班牙商人大部分来自墨西哥，但也有来自秘鲁、危地马拉（Guatemala)和巴拿马（Panama，TierraFirme)。他们纷纷前来马尼拉购买大量的中国商品，排斥西班牙货物在美洲新大陆的市场；西班牙南部港市塞维利亚（Seville)的有影响的商人，负责管理与供应横渡大西洋贸易，由于利润遭受损失，同年向国王菲利普二世告状。结果，自年始，限制横渡太平洋的贸易。

菲利普二世根据西班牙、南美及菲律宾的政府所发的文告，禁止菲律宾和秘鲁、危地马拉和巴拿马之间的直接贸易，并限制从亚卡布鲁哥出口到马尼拉的商货，每年控制在50万披索之内，或不超过12吨白银（磅）。

年，每年只允许两艘大帆船带回亚洲商品（主要为中国商品），价值限25万披索。但是，整个殖民地时期，中国货物经由马尼拉的非法贸易没有停止。17和18世纪，大量的货币由墨西哥人和秘鲁人直接运往中国。西班牙官方压缩私人贸易的程度并不清楚。只是到年，已约有万披索白银（磅）由墨西哥偷运至菲律宾。-年，不少于万披索白银（磅）由西班牙政府运到菲律宾。这些货币大多数用于军事、海军、行政和职员的支出，而绝大部分的支出因在马尼拉购买中国的商品，最终落入中国商人的口袋。

中国人，作为马尼拉商货主要供应者，干得非常出色。正如总督吉多·迪·莱夫札里斯（GuidodeLavezaris)于年所说：“中国人每年不断增加他们的业务，为我们提供许多物品，如：糖、小麦和大麦面粉、核果、葡萄干、梨和柑橘、丝绸、上等瓷器和铁器，及其他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缺乏的小东西。”糖一般都有好的市场，每担可卖6Rials。

16世纪70年代，每年中国开往马尼拉的糖船有20艘，以后的世纪中，逐年增至40多艘。西班牙贸易关系影响深远，在东南亚贸易的中国商人因而学会西班牙语。年，一位英国商人约翰·戴维斯（JohnDavis)在亚齐（Aceh)偶遇一名中国商人，他写道：“我偶然碰见一位非常明智且会讲西班牙语的中国商人。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一些东西，我希望这些东西能令阁下感到快乐。”马尼拉还掩护了中日贸易，在德川朱印状特许体制下，日本商人开始冒险增加到东南亚的船只。

17世纪头数十年，有时每年多达30艘日本船只前往东南亚，许多船只在菲律宾和暹罗采购中国商品。很快，中国许多商人开始冒险直接前往日本。17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两个因素使得东亚商业活动出现空前突破。一是政治因素：日本德川（Tokugawa)统治的建立和明朝对中国南部海域控制的瓦解；另一是商业因素：参与海上贸易的中国民间商人数目迅速增加，以及荷兰人和英国人进入东亚贸易。

虽然，明政府年下达禁止与日本直接贸易的禁令，在17世纪初表面上依然有效，但是年，取消与东南亚贸易的禁令，也为许多中国商人恢复与日本直接贸易提供了机会。年，每年驶往东南亚的中国船只所发放的引票已增达张。明政府亦清楚引票经发放，船只一旦离开了港口，就很难控制它们的去向。德川幕府热衷和中国贸易，年，家康将军（ShogunIeyasu)显然曾邀请一名中国商人到静川（Sumpu,Shizuoka)的城堡，并许诺如果他与明朝关系交恶，便会向他提供保护。

有些中国商人的确干得非常出色。其中一位叫李旦（卒于)的十分富裕，在长崎和平户拥有许多住宅和货栈，并借给萨摩（Satsuma)的大名6万两银子。

贸易利润之高足以令人舍身冒险。当时在日本的约翰·萨里斯（JohnSaris)于年写道：“6月23日，我们得到消息，两艘满载糖货的中国帆船抵达长崎。我们从来船了解到中国皇帝近来处死了约名违禁出海贸易的人，并没收了这些人的所有货物；尽管如此，由于高利润的引诱，这些人依然愿意为利而亡。”17世纪初的几十年，长崎在亚洲贸易的活跃情况，在年荷兰人的记载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从17世纪开始，每年约有30至60艘中国船只前来日本，到了17世纪30年代末接近艘。糖已经成为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外国货物之一。

在镰仓幕府期间（-),当甜品，如羊羹和馒头，逐渐与饮茶联系在一起时，糖的总消费量增加了。虽然甘蔗已传入日本，但是此时还没有组织性生产。即使在16世纪末，糖在日本仍被视为贵重的进口品，并作为礼物以小量赠送给他人。到了17世纪，德川幕府对盛大仪式和典礼的重视及城市富裕阶层的兴起，导致糖等许多食品出现显著的较高消费。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传入焦糖、冰糖、蛋糕和小甜饼，糖果点心一类新食品随之出现。长崎就以特别的甜蛋糕闻名，长崎蛋糕至今仍是长崎的特产。

17世纪末，《农业全书》的作者宫崎安贞是众多关心此问题者之一，认为糖在各阶层的消耗是如此地普遍，使国家巨大的资金外流。长崎档案馆提供了自-年中国船载货量的连续的相关数据，显示大多数年份，糖在万至万斤（约万至万磅）间浮动，包括白糖、红糖、精制糖和糖果等。

中国输往日本的糖有时多达近吨，例如年，曾达万斤（万磅）。中国人不是糖的唯一输入者。17世纪初，葡萄牙人先在中国买糖，然后销往日本。日本商人也频繁地在越南（Vietnam)中部买糖，直至年，日本海外航行遭到封建将军的禁止。越南、暹罗与日本定期贸易期间也给日本带来了糖。荷兰人在亚洲任何地方，只要有糖他们就买下来；后来，他们干脆在台湾和巴达维亚（Batavia,现在的雅加达，Jakarta)自己生产糖；最后，在17世纪70年代，他们从孟加拉输入糖。

虽然日本大量地进口糖不能与当时不列颠（Britain)对糖消费急速增加相提并论，但也反映了日本总体经济的转型和城市化已经逐步出现。欧洲城市化和某种食物如糖消耗量增加的关联性，在日本也很明显。日本糖的年人均消费量从年的5磅升到年的10磅及年的12磅。

当时，日本刚取得台湾为殖民地，发展糖工业成为优先考虑的计划；然而，在17世纪，除了进口糖以外，还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从中国人和其他商人的观点来看，这些年来贩运大量的糖货可能是最稳当的。在日本，丝绸是特别有利可图的商品，可是市场不确定。例如，年，日本幕府制止平民使用奢侈品，禁止他们穿着丝绸。丝绸的价格急剧下跌，令许多丝绸商破产。糖却不受限制，确保了良好的利润。比较中国和日本多年的资料揭示，贩运糖所创造的利润是巨大的。由于红糖受到偏好，17世纪开始，售价上涨了10倍。在中国的购入价和日本的售出价的差额平均为%至%。

例如，年，唯一有完整的购买价和销售价资料的3种糖的价格为：一担冰糖的利润为银子3.4两，白糖4两，红糖3.6两。岩生成一指出，接近17世纪末，日本商品价格急剧增长。年，每担高达23两银的冰糖价格，不仅反映价格总体的增加，也标志着糖的大量需求。在长崎，进口糖的船只皆登记为“唐船”。这些船只或从中国港口出发，因而，船长和船员也应全是中国人。船货虽然包括高值轻巧的商品如人参和珍贵药材，总体以糖和丝绸为主。船货中也包含东南亚出产的鹿皮和牛皮、热带木材和水牛角等，因此中国对日本的贸易，对于东南亚和台湾产品来说是一个主要的管道。

船只主要来自安海,其余来自中国的福州、泉州、厦门、漳州、广州、台湾、宁波和南京，及越南的东京、广南、交趾支那、暹罗和北大年。有此船（例如宁波和南京的船）装载的糖明显是从中国南部转运而来，也许是作为部分国内寄售货而运来。广泛的贸易反映了中国贸易网络贯穿整个太平洋地区，中国商人在日本利润丰厚的市场中的优势。当更多的中国人与日本直接贸易，葡萄牙人在中日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减弱。年，中国丝绸和糖的唯一定期供货商葡萄牙商人认为糖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商品。

17世纪30年代，福建商人把葡萄牙人从糖的贸易中淘汰出局。以中国丝绸换取长崎白银的贸易（构成了来自澳门的葡萄牙贸易的核心），在日本受到荷兰人的威胁。荷兰人在东京购买丝绸，还用比广州高的购入价引诱中国商人运丝货来台湾。尽管许多中国商人仍不断投资葡萄牙来往于日本的丝货，17世纪30年代，中国商人越来越忧心葡萄牙人在长崎贸易会破产。当葡萄牙人的澳门长崎贸易崩溃时，他们欠长崎的债务达万两，欠福建和南京的中国商人超过70万两。葡萄牙商人破产，原因是年日本将军宣布驱逐葡萄牙人。

年，葡萄牙人曾力图重新恢复澳门长崎的贸易关系，却以葡萄牙大使和随行人员被处死和商船被烧毁而告终。17世纪60年代以后，葡萄牙人虽然仍然通过扩张澳门在巴达维亚和印度之间的贸易而在亚洲得以幸存，但是既没有在财政上取得利益，也没有带来国王所希望的荣誉。

年，葡萄牙人的衰落还不明显。据说当葡萄牙人从日本被驱逐的消息传到巴达维亚时，荷兰人举行了一个感恩祈祷仪式。自从荷兰人到达亚洲，他们就为了控制特殊的商路和市场而多次与伊比利亚竞争。年，荷兰人设法把葡萄牙人驱逐出摩鹿加群岛（Molucca,MalukuIslands)和马六甲。要成为东亚的霸主岂是容易。年、年，荷兰人两度试图与中国直接贸易，因葡萄牙人的干预而受阻。年，虽然荷兰人在日本西南部的平户设立了一家工厂；年，在巴达维亚建立了基地，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仍然无法入手。年，荷兰人对澳门的进攻失败后，年，在安平（台南）设立了一个基地。年，原在台湾北部建立了基地的西班牙人，缺乏斗志与荷兰人对抗，被驱逐出境。

虽然不能肯定明朝是否曾经正式批准荷兰人在台湾贸易，但是似乎有非正式地协定准许中国商人把商品带给荷兰人。荷兰在台湾发展基地，绝非不利于中国贸易网络的扩展。荷兰人渴望贸易，以至于他们情愿付出高价，也十分愿意帮助供货者欺骗明朝官府。荷兰人出现在亚洲的早期，仍是以运销糖到欧洲和亚洲内部市场为主。

运中国糖到阿姆斯特丹的可能性首先在爪哇岛的下港（Banten)被注意到。年，荷兰海军上将Cor-nelisMatelieff抵达亚洲，企图打破葡萄牙人对中国和日本贸易的垄断；年，“带着0袋胡椒，袋豆蔻、糖、乌木和一些生丝”从万丹（Banten)启程前往荷兰。其他荷兰船只也装载着类似的船货。据约翰·萨里斯（JohnSaris)记载：“年10月4日，中国社区（指在万丹的华侨社区）全部焚毁，感谢上帝，我们安然无恙。

同一晚，弗莱明斯（Flemmings)大型帆船满载1袋胡椒、一些生丝和大量的中国糖起航往荷兰。”早在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就建议将来自亚洲作压舱物但有利可图的糖作为定期贸易的商品。年，第一批荷兰船装载着近磅中国糖粉抵达阿姆斯特丹，几占该年糖总量240磅的一半。

荷兰与葡萄牙在巴西冲突加剧，阿姆斯特丹的西印度（WestIndies)、巴西糖价格不断上涨，对中国糖的需求相应的增加。年，董事们向巴达维亚发出命令采购糖44万磅；年，增加到65万多磅；年，剧增至万磅；年，在董事们“不限数量”的要求下，共收购到412磅。日本市场对中国糖的需求也在增加，荷兰人要在短时间内收集其预期数量的糖应有困难。中国糖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年，已稳定增到万磅。

孟加拉和暹罗的糖仍以寄售的形式从亚洲运送；但是董事们再三要求运送中国的白糖、糖和粉糖，因为只有这些糖的质量才适合在阿姆斯特丹加工使用。年，荷兰人必定购买了大量的中国糖，有多万磅的粉糖从中国输入阿姆斯特丹，少量运往日本。17世纪40年代整整10年间，先后从中国购买了将近44万磅的粉糖和22万磅冰糖。年，糖的需求量为万至万磅，标志着另一巅峰的出虽然缺乏清晰连贯的资料，荷兰人从中国糖的贸易中所获得的利润是不容忽视的。

结语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考虑派遣一艘小船前往亚洲购买糖。根据他们的估计，如果直接从亚洲进口糖，即使在一个非常保守的水平上，也可能于每次投资获得75%,或每年投资的52%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