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的集体喷发才是真问题
袁隆平买大奔的一个假新闻，让我们重新思考仇富话题，梳理我们对财富伦理的认识。说中国人仇富，我们每个普通人都难以接受。我们多数人都不是富人，与富人隔山隔水，眼见他们花天酒地，身为穷人群体中的一员，心里不是滋味，偷他抢他的心思都有，但是要把自己的这些内心活动和外在的某些行为定义为仇富，就好比让小偷承认自己是坏人一样。其实，仇富是嫉妒心的一种，凡是人都有嫉妒心,因此，仇富的心态深藏于每个人的心灵。不过，某些人表现的外在一些，有些则藏匿的机智一些。毕竟，嫉妒心是人的恶行之一，每个人都不想把自己表现为坏人。更重要的是，仇富在有些情况下，会成为整体性的社会喷发，而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人变坏了，是社会机体出现了问题，由于社会机体的病变，让人对财富拥有者的仇视达到无法容忍的程度。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许多权贵利用价格双轨制，借助权力，手拿批条一倒手就能弄个万八千的，在工资月收入只有几百元的情况下，他们的暴富令人眼红。此时，对“官倒”的口诛笔伐，表面看，是仇富心理的集体大喷发，而从另一个视角看，则是对社会病态运行特别是权力滥用的批判。而一个社会是否健康，并不在于人们有没有仇富心理，而在于人人都有仇富心理能不能得到喷发，是小幅度的喷发还是大面积的喷发。医治社会的仇富心理，也不是让人消除仇富心理，而是弱化仇富心理喷发的条件。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获得财富和使用财富的路径是合理的，尽管嫉妒的心态难以避免，但是，集体喷发并不具备正当性。而如果人们获得财富的路径充满着种种诡异，那么，社会舆论对富人的鞭挞就不可避免，而如果其它条件也具备，那么，遭到人们的集体剥夺也是可能的。马克斯·韦伯指出，财富的正当性来自于三个方面的价值研判:一是对财富来源的认知，即认为财富是来源于上帝的恩赐、社会的给予、他人的帮助还是个人的奋斗；二是取得财富的手段，即是以最有效率、最合理、最公平、最职业的方式来创造财富还是通过巧取豪夺、坑蒙拐骗牟取财富；三是财富的应用，是用于满足个人不断膨胀的欲望还是回馈社会、捐助穷人。当我们用韦伯的这三个标准来测试袁隆平的财富问题时，我们便可发现，袁隆平之所以不会让人仇视，是因为他的财富来源干净，而且他现在拥有的财富与他对人类的贡献相比其实也不成比例，他得到还是太少，应该得到更多。更重要的是，他买大奔的奢侈行为，也并非达到了让人能够集体仇视的地步。与许多富翁相比，袁隆平无论是品行，还是贡献都让仇富的集体喷发缺乏了必要的要件。
